香港鼓勵生育，應把資源投向住屋與托兒

住屋支援能改變長期預算

對未置業、又需要另覓居所的年輕人來說，住屋是組織家庭時一項龐大的開支。租金或供款每月都要支付，負擔延續多年。如果政府能持續降低這項開支，家庭可用於育兒的資源便會增加。

例如，一個家庭每月少付3,000元租金，十年累計便少付36萬元，未計折現。這是一個假設的例子，但足以說明兩種支援的規模差別。租約是否穩定、孩子出生後能否繼續住在同一地方，也會影響家庭怎樣規劃往後的生活。

房屋與生育的實證研究支持這個方向。Aksoy（2016）研究英格蘭，發現樓價上升對租戶生育的負面影響，集中在二十多歲的人；業主則可能因物業升值而增加生育。房價變動對不同家庭有不同影響。香港的政策應着重降低尚未置業、正準備組織家庭的人的住屋成本。

政府可以增加可負擔出租房屋，讓年輕家庭取得較長期的租約；也可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，讓合資格家庭以較低價格置業。這些安排能持續改善家庭預算，並讓他們較早取得適合育兒的居所。政府需要為此投入土地、建屋和管理資源，也需要考慮原有輪候者及其他住屋需求。我認為，這比繼續小幅提高每胎獎勵，更值得成為家庭政策的重點。

今次的房屋措施，仍未充分減輕負擔

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最多2萬元的置業印花稅減免，並把有新生嬰兒的居屋白表家庭最高按揭成數提高至95%。印花稅減免能節省一筆開支，但對長期住屋成本的幫助有限。高成數按揭則能降低首期要求，讓部分家庭較早買樓；選擇借得更多的家庭，之後也要承擔較高的供款。

首期不足和長期供款太重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。95%按揭主要處理前者。若家庭收入本來已難以負擔供樓和育兒，增加可借款額未必能讓他們更願意生育。

「家有初生」的優先安排，可以讓受惠家庭更早取得公屋或資助出售單位。但供應不變時，一批家庭提早入住，其他申請者便可能等得更久。這種安排有分配上的作用；要讓更多年輕人取得可負擔的居所，仍然需要增加供應。

支援應在第一胎之前到位

住屋政策還有一個時間上的問題。家庭往往要先決定是否結婚、是否搬出去住，才會認真考慮生孩子。若支援主要留給已經生育的人，尚未有能力開始組織家庭的一群便很難受惠。

台灣的樂透研究發現，500萬新台幣的財富增加，令得主在六年內平均多生0.06名子女；效果主要來自原本沒有子女的人生第一胎，部分經由結婚達成（Tsai et al., forthcoming）。這項結果支持把家庭支援提早到婚姻和第一胎之前。我據此主張，住屋政策應讓有意組織家庭的年輕人，在生育之前便知道自己能取得甚麼居所、每月要付多少，以及可以住多久。

政策可以按收入、資產和住屋需要界定資格，增加面向年輕家庭的可負擔房屋供應。這也讓支援涵蓋因財務限制而一直未能生育的人。

托兒服務讓家庭較容易維持雙薪

家庭能否負擔住屋，也取決於孩子出生後能否維持收入。一個原本靠雙薪支付租金或供款的家庭，若因無人照顧孩子而有一方退出工作，生育的成本便包括失去的收入，以及往後的職業發展。

政府資助的托兒服務，可以減少這份收入損失。對原本因育兒而不能工作的父母，尤其是母親，可靠的照顧安排讓他們較容易留在職場。魁北克的研究發現，低收費托兒提高了母親的就業（Baker et al., 2008）；德國的研究亦發現，擴張三歲以下托兒服務增加了生育（Bauernschuster et al., 2016）。這些結果支持把托兒納入鼓勵生育的主要政策。

對需要雙薪才能承擔住屋開支的家庭，這個作用尤其重要。父母能繼續工作，扣除托兒、交通等新增開支後，便可能有更多收入支付租金或供款。我認為，住屋與托兒應一起規劃：前者減少一項長期支出，後者讓家庭較容易保住工作收入。

托兒服務的就業效果，也取決於原有的照顧安排。挪威的研究發現，新增資助托兒主要替代了非正式照顧，母親的就業並沒有明顯增加（Havnes & Mogstad, 2011）。香港部分家庭已有外傭或親友支援；新增服務應特別照顧缺乏這些選擇、因育兒而需要減少工作的人。

香港目前的資助供應仍然有限。截至2026年第一季，全港幼兒中心約有43,000個名額，其中約8,700個受政府資助，只佔總名額約五分之一。政府亦指出，非資助中心提供較多兩歲以上名額。要幫助父母在產假結束後繼續工作，兩歲以下幼兒的可負擔照顧尤其重要。

政府計劃把資助獨立幼兒中心的名額，由2025年約1,500個增至2030年約3,300個，增幅超過一倍。我支持這個擴張，但我認為政策仍未提供足夠普遍、可靠的入托保障。家庭在考慮生育時，需要知道附近有沒有合適的中心、何時可以入托，以及每月實際要支付多少。

新增名額應優先照顧兩歲以下幼兒，收費要讓中低收入家庭負擔得起，服務時間則要配合全職工作和接送。中心的位置、人手與照顧質素，也應一起納入規劃。政府應同時擴大可負擔房屋與資助托兒，讓年輕家庭有能力支付住屋開支，也能在孩子出生後繼續工作。